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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度

中国人常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其中即是强调制度规范对社会的制约作用。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制度的含义和使用范围又有所变化。人类社会的早期,制度的道德色彩更加浓厚,近代以来,法制的重要性凸显。17—18世纪,西方启蒙学者强调制度的契约性特征和自然法本质。19—20世纪,马克思、西美尔和韦伯等对制度及其变迁从冲突论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二战”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制度的惩戒作用。

文       化

文化是一种价值观念,是思想的产物,同时也是一种制度的结构,因此,文化变迁是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实现的。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从这一意义上讲,中西文化的差异根本上讲是制度的差异。

制度与文化的互动关系

制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既密不可分又相对独立,“文化孕育制度,制度选择文化,必然要求两者之间在性质上保持一致性,即特定的制度要求特定的文化,特定的文化维护特定的制度。如果制度与文化之间是异质的或者存在着异质的因素,那么两者之间的冲突则不可避免”。在制度与文化的互动过程中,文化孕育制度与制度选择文化,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对应关系,制度选择文化具有刚性优势。这是因为制度作为一种规则,本身就为人们划定了行为范围,如果超越了这一范围,就会受到惩罚等,因此,制度选择文化是一种强制性的选择。而文化方面的观念则是一种柔性的限制,是通过内化形式而形成的一种自觉。那么,二者之间就会处于不断地重复选择和相互适应的互动之中。

制度与文化互动中的秦腔

戏曲艺术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样式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存在,而是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主体意识形态发展而产生不同的需求,戏曲的剧目和音乐都在不断更新与调适。戏曲的“小舞台”反映并推动着历史“大舞台”上的生活和斗争,因此,在研究戏曲音乐改革时,就需要考虑到其所处的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才能揭示“社会和社会制度是怎样和为什么来控制着音乐的隐喻,并为音乐的重要性和重要意义来确立其议程的?”

在有着几千年专制主义历史的中国,政治对社会各方面都有着强有力的影响力,政治层面的作用能够对文化的形态产生深远影响。同样,作为文化的“乐”也是与“善”高度结合的,“善”成了“乐”的最高标准。

20世纪秦腔的演变,受制于复杂的历史变化,甚至更多地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变动直接相关,至于秦腔艺术内部种种因素的消长、更替,则明显地与这些变化相关联。其间,有三个阶段的政治发展历程值得比较和令人深思。

清末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段时期可谓上述三个阶段之中的第一个阶段。通过采借制度,秦腔改革的三大模式基本形成并得到发展,出现了文化领域的繁荣景象。

秦腔《白逼宫》(李小锋饰汉献帝)

三  大  模  式

 

三意社——传统秦腔的守望者

易俗社——改革秦腔的引领者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烽火岁月中戏曲现代戏的拓荒者

秦腔《金榜题名》(李小锋饰吕蒙正)

       那么,这三大模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17年间、“文革”时期的10年间、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间又是如何在制度的变迁中不断调试而获得自我的持续发展与世代传承的呢?《制度变迁与文化调适:20世纪秦腔改革的三大模式》一书中细致、深入的研究将是一份兼富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的成果。

       该书从社会体制等方面入手,以秦腔这一古老的戏曲剧种为个案,探索传统戏曲艺术在百年发展中的变化根源、路径及与社会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关注作为戏曲艺术表演单位——剧社(剧团)的生存与社会体制间的联系,具有较高的学术前瞻性与较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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