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丝绸之路的音乐研究一直以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一方面，丝绸之路上的音乐资源丰富，无论是历史文献中的记载，还是洞窟中的壁画，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相关的史料；另一方面，丝绸之路沿线上丰富多彩的音乐资源也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然而人们对丝绸之路的界定与认识是有所不同的，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来讲，丝绸之路是从西安开始，一路往西，跨越中亚和西亚直达欧洲的线路，但是联合国所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丝绸之路是自中国西安至中亚七河地区的5000公里路网。①

广义的丝绸之路还包含海上丝绸之路，其实这只是一种借用此概念来表达中国的对外贸易线路，其中包括了沿海地区通往国外的海上线路。

我们的职业性常常会把音乐的作用放大，这里可能有我们自身对音乐喜爱而过于偏颇的因素，同时也证明了音乐在人们实际生活中的作用，特别是在跨文化的交流中，音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人一方面认可“音乐是国际语言”的说法，即认可音乐可以跨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搭起文化交流的桥梁。

与此同时，本人也强调音乐中的民族性，特别是在音乐的意义层面，民族性成了音乐存在的价值所在，而非只是空洞的声音外壳。

音乐的独特性就在于在无族性的声音外壳之内包含着深刻的民族性。

跨文化之间，在无族性的前提下音乐同样具有音响层面的“形式”意义，同样存在形式美感，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生同化、濡化而逐渐走向意义层面。

所以，音乐比起语言来更容易被不同文化的人群所采用。因为，语言如果不进入到语义层面，声音便没有了意义，而音乐则恰恰相反，其意义是从音响层面开始的。

音乐所具有的这种可以超越语义层面的审美特性，使得其在跨文化交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时候，我们似乎明白了，为什么1979年在中美建交之际，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访问中国，并与当时的中央乐团合作演奏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

西方音乐形式、中美乐团、日本籍指挥家、中国演奏家、琵琶协奏曲、中国故事蓝本，所有这些因素相加，可以看出音乐在跨文化、跨国界合作中的独特性。

许多跨文化的关系存在一种相互间的竞争性，经济关系也常常如此。而对于音乐来说，除了特意举办的音乐比赛，一般的音乐交流活动是相互欣赏的过程。

在跨文化的音乐交流中，某个人可以不喜欢他民族的音乐，却很难对其提出批评，因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之下，文化相对主义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知。

其实，这并非今天的创造，用音乐来沟通人际间的关系是许多民族普遍采用的方式。据麦克利奥德(MeLeod)的研究，在马耳他的族派斗争中，音乐起到了缓解矛盾的作用。②

在已经出版的《牛津应用民族音乐学手册》③中，音乐与社会矛盾问题是作为一个专题来组织的，其中有数篇文章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布瑞塔·斯维尔思(Britta Sweers)的文章《音乐与矛盾的解决——欧洲国家主义(者)冲突中的移民群体的社会显现：大学民族音乐学行为主义者的分析反射》④主要介绍了作者研究的三个项目，这些项目在缓解移民群体在新国家所遇到的困难和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可见，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经济是重要的基础。然而，经济并非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文化不仅从精神层面构建了社会的和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是可持续的最佳资源，音乐便具有如此的资源性。音乐不仅可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⑤，而且可以用来构建社会和谐。